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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7-11-18 03:02:53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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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者|苏勇:走出“西方通吃”,靠外国的工具管理中国人是不行的

【编者按】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再度响亮地提出了坚持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近日,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教授在“第二届中国领导力与组织行为论坛”上演讲时提出,中国管理学发展也要坚持文化自信。他表示,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要对中华文化有充分认识,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认识。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建立强大的文化自信,是当前中国社科界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他进一步提出,在中国管理理论构建中需要进行扎实研究和破题的七大方面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如今,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已占据100余席,一大批中国企业不仅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主体作用,而且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在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中,管理学功不可没。那么,未来中国的管理学应当如何发展呢?

“西方学者提一个新概念,中国学者便一拥而上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国的管理学从学科空白到紧跟全球学术界前沿步伐,从对世界管理学发展知之甚少到如今几乎与世界同步,取得的成果非常明显。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操作中却缺乏自信心,缺乏原创性。

首先说管理学理论研究。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从无到有,如今更是遍地开花,几乎每一所大学都有管理院系。但是毋庸讳言,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诠释性、注解性研究层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西方学者提一个新概念,中国学者便一拥而上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最多也就做一些西方管理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描述与分析,而鲜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甚至有学者并非戏言地指出:当今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是“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使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此话虽略有夸张,却不无道理。

其次在管理实践层面。虽然作为管理者的管理主体和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客体都是中国人,但在很多中国企业中,用来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却都来自西方,以至于常常“食洋不化”,水土不服。

西方管理理论的“全球通吃”有其原因。一方面,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兴起于西方,自从被尊为“西方管理学之父”的泰勒于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来,在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西方管理学者在其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和企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构建了很多管理理论。这些管理理论指导着企业不断完善和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创造了巨大财富。另一方面,从管理实践而言,西方国家在其经济长期发展中,由于其先进科技和经济实力以及不断提升的管理水平使然,诞生了很多世界性大企业,这些企业成为全世界企业学习的标杆,向世人昭示了其企业管理的成功之处,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追捧。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在许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也就相应强大。不仅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作为与经济增长及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管理学领域则更是如此。

中国管理学要发展就必须避免文化虚无主义

认真学习西方管理理论自有其必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如何来看待东方的管理呢?

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表现。任何社会和组织的管理,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管理理念、方法、手段,都是该社会或组织历史传承的产物,无论是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无不受到所在社会和组织文化传统的影响。从文化表现而言,任何组织的管理方式都是当代文化的体现,在管理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管理过程,都反映了当代文化的特点,带有时代的印记。因此,建构中国管理学,就不能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在管理方面就是一纸空白,就是一无所有,就是应该全盘照搬照套西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企业要走向国际,中国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就应该充分建立起文化自信。

我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倡导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更要倡导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因此,创建并繁荣中国气派的管理学,是管理学者及企业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经济生活和各类组织管理中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问题光靠西方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是无法解决的。我们的社会科学要建立自己的特色,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在借鉴西方先进管理理论的同时,立足于广袤的中国大地,立足于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提炼出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智慧,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探索中国管理思想价值,绝非“考古事业”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于管理问题曾经有过一段精辟论述:“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实现最大的集体效益……因为管理涉及人们在共同事业中的整合问题,所以它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者所做的工作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千差万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方式。”

中国社会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管理思想的光芒一直在闪现。无论是国家的宏观管理,还是区域、组织的微观管理,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管理思想始终在发挥其特有的作用。虽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管理思想还未形成规范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其中的价值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洗礼,却依然闪耀着熠熠光芒。

要真正进行中国管理学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要对中华文化有充分认识,包括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认识。没有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就谈不上研究中国管理学,因为本土化并非生硬地将西方的东西借过来或搬过来,而是要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在管理领域有基本的内化。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道家可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这些学术流派中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影响着数千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儒家提出“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管理学角度而言,这就是对管理者自身、对主要骨干以及对全体员工的有效管理。墨家主张“兼爱尚贤”,这和现代管理中日益成为主流的人本管理不谋而合。兵家更是和管理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现代管理学中的很多术语例如“战略”、“参谋”等本就来自于军事学,而《孙子兵法》中“守正出奇”等卓越的战略思想,更是直接被现代企业管理者加以运用,成为企业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指导思想。法家“令行禁止”的管理思想,用现代管理术语来说就是制度管理,“无规矩不成方圆”,组织只有严格制度管理,才能让所有成员行动一致,组织才有竞争力。而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更是出神入化,可以理解为充分信任,大胆授权,以无为致有为。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在寻找中国管理思想的价值时,并非只是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之中。探索中国管理思想价值,绝非“考古事业”。当代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同样在丰富的管理实践中涌现出许多智慧的火花。例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提倡全员参与管理;“三老四严”的“大庆精神”,强调从严管理,实事求是等,都完全和当代管理理论内涵高度契合。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企业的飞速发展,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联合第一财经、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正在进行的《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项目,已经系统采访了20名中国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中,张瑞敏的领先意识,柳传志的运筹帷幄,董明珠的刚柔并济,雷军的交互思维,等等,都为中国管理学宝库增添了一颗又一颗璀璨明珠。这些管理思想,即便在世界的管理学理论中,同样毫不逊色。

多年来,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化困境,即如何解决欧美原创的管理学理论和中国管理实践对接的问题。当今世界,只有美欧的管理学才算得上是本土管理学,也可以称之为内生性管理学。而非西方国家照搬美欧管理学,其实质是一种外衍性管理学,而非源于本国文化和社会的本土管理学。虽然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外来的管理学,但是,无论就其话语体系还是应用效果来看,这种外衍性管理学所提供的理论知识和工具框架,都和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生活、人的心理状况以及最重要的企业管理实践产生脱节,以至于不少企业管理者在将西方管理理论套用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后,感觉严重脱离实际,远远收不到管理实效。

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管理活动,有其必然的文化依存性。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管理活动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重性。自然属性的管理,其文化依存性很小或者全无,即管理学中的某些工具、公式等,可以不考虑使用中的主体、客体、情境,即通常所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状况不能说没有,但少之又少,而且即便是这种所谓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使用时也会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使得效果大相径庭。而管理活动更多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属性,即任何管理活动的实施和管理理论的运用,一定不能脱离其情境因素,尤其是作为管理活动主体和客体的人,否则不仅有可能事倍功半,而且完全可能颗粒无收,收不到任何管理实效。所以,在任何组织的管理中,如果仅仅以一种外衍性管理学来运用于内生性的管理现象之中,很难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中国管理理论构建需要研究七大问题

著名管理学家、《竞争大未来》作者之一的加里·哈默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第7期上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一个管理学的“登月计划”,其中有一条是“重建管理理念基础”。事实上,不少西方学者近年来也纷纷反思,他们以往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管理现象和管理成就是有所忽视的,为此,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方。2011年的美国管理学年会,就将主题定为“West meets East”(西方遇见东方),这就充分体现出当代西方管理学界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组织管理问题。例如,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正在推行的小微企业和创客生态圈,就引起了哈默教授的高度关注,在这位以研究企业战略见长的教授看来,“海尔以如此体量的公司进行这场大规模的变革,在全世界都很少见。这一做法是把客户至上转化为与客户共创,同时打破传统的组织边界,把员工转化成为创客,海尔走的是一条没有路线图的发展之路”。

在中国管理理论构建中,当前需要针对以下问题开展扎实研究:

第一,明确中国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中国管理学研究内容应是具有中国社会和文化特点的管理活动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如果我们承认,管理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那么,我们更有必要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出发,立足于中国大地,通过分析中国企业中每时每刻所发生的鲜活案例,来研究各种管理活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并从中归纳提炼出相关理论,为中国和东方管理学构建系统理论。

第二,用中国和东方社会文化视角,系统分析现有来自西方的管理学理论。现有来自美欧的林林总总管理学理论,是在总结提炼西方企业近百年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不少理论具有很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理论虽然经过了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筛选和企业管理实践的检验,但在当今时代,这些理论是否依然适用,尤其是基于中国和东方社会文化视角来审视,是否具有文化差异性,依然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探讨现有管理学理论在中国以及东方社会和企业情境下的应用效果。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相排斥,其中有很多相通之处。但即使西方管理学理论在西方企业中的应用收到了良好效果,其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很好地被吸收到东方管理学实践体系中来,是否适用于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成为东方乃至中国管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仍然有待于认真检验。

第四,研究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东西方社会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不同,导致各自的价值体系有所差异,而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因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具有思想和价值观的人,从管理主体即管理者来看,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于同样的管理活动和行为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例如,著名管理学家霍夫斯蒂德就曾提出东西方在崇尚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之间的差别。而从管理客体即被管理者角度而言,东西方员工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感受也会有差异,而且有时候这种差异甚至会对管理绩效产生巨大影响。最近媒体披露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遭受挫折的案例就可见一斑。中国企业近年来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事,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研究中国和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与规律。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我们在建立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中,同样要从管理学已有的范式出发,去分析和研究中国和东方国家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规律,并探寻这些特点和规律背后的原因,并通过深入具体的研究,用科学范式将已有的中国企业丰富的管理实践活动规范化、体系化。

第六,研究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异同和融合。虽然从目前情况而言,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问世起,西方管理学理论经过100多年发展,已经较为丰富和全面,其内涵也相当丰富,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理论更多尚停留在认知与经验阶段,还比较零散,但同样需要我们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研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异同,哪些可洋为中用,哪些需做扬弃,兼容并蓄,探索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之道。

第七,系统建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相对于西方企业发展历史和管理学成熟体系,中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完善,企业运作与组织管理等各方面还相对稚嫩,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氛围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中国管理学理论、东方管理学理论还处于初创时期,其理论基础、内容要素、框架体系等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在中国,管理的“洋务运动”虽还有一定市场,但正呈日益衰微之势。随着信息传递速度和广度的增加和人们对西方世界日益深入的了解,以及那些按照标准西方管理理论打造的著名企业频繁发生的经营不良事件,那些曾被奉为“管理圣经”的西方理论光环逐渐褪去,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通过管理实践认识到,靠外国的工具管理中国人是不行的。张瑞敏就指出,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管理模式。而日益众多的中国管理学者在对西方理论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正将研究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本土的管理学理论,探索从中国丰富多样的管理实战案例中找出其共同规律,并进而提炼成中国原创的管理学理论。这种现象令人可喜。

中国社会科学要形成中国特色,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如何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建立强大的文化自信,是当前中国社科界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在这一繁重任务面前,我又想到了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它给我们点明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的实施路径,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全球文化的繁荣就像生物多样性那样,一定是百花齐放,群芳争艳。为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管理智慧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西方管理学理论的长处,在建立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与世界其他管理学理论流派“美美与共”,共同开创世界管理学的明天。

【思想者小传】

苏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企业管理专业、东方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管理、企业文化与伦理、品牌与消费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管理智慧》、《管理伦理学》、《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8-2008》等20余本著作和100多篇论文。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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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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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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