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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兆辰

刘家和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今年已经89岁高龄。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阅读中国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史学名著。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修养,不仅喜欢史学,也喜欢探讨哲学问题,更善于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思考。

刘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对“以史为鉴”的问题总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情结。西方的历史文化使他的思考常常面临一种挑战。他很难忘记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一段对“以史为鉴”最具有直接挑战意义的话。

早在1959年,刘家和先生就阅读了黑格尔的名著《历史哲学》。在这本刘先生当年读过的书中,有这样一段用红笔画出的话:“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他觉得黑格尔这一段话虽然说得机警锋利,但是仔细分析是有问题的。黑格尔说,历史的经验可以给予人们以教训,但又说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过任何教训。这句话看起来好像谈得很深刻,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肯定前面的主句,那就是说历史经验是给了我们教训的,而且他也承认学到了;这样,断言从来就没有人从中学到任何教训的后一句就不能成立了。反过来说,如果副句的判断成立,那么主句就又不能成立了。这是一种自我矛盾。

这里黑格尔强调各君主、各政治家们没有“学到什么”,也就是没有学到“历史经验的教训”。刘先生觉得这个观点与我们习惯的“以史为鉴”的思想是对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有没有教训?黑格尔说“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那么历史有没有经验教训呢?历史告诉我们,历史是有教训的。而他的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得到教训,谁也没有按照历史的法则办事,原话是说“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刘先生怀疑是不是翻译的问题造成的,于是就找英文版的《历史哲学》来对照。1960年前后又看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后来又读了黑格尔的哲学史,但有些问题还是不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刘先生开始重新考虑史学理论问题。于是,他就复印了《历史哲学》的英文版,发现英文版中他所怀疑的那句话和当时的中文译本是一致的。对此他还是放心不下,觉得这里还是有问题。到90年代时,刘先生就下决心找德文版来看一看。他根据德文版的文字来校对英文版的这句话,发现英文版有的地方译错了。为什么说译错了呢?英文版说“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而在德文版中,黑格尔是用虚拟的语气说:就算是有演绎出来的规律,也没有按照其行事。他反复地对照了几遍,还把这句话放到他的书的整个一章来看,以及《小逻辑》提供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个问题,发现黑格尔认为历史规律没有逻辑规律那么严格。比如A大于B,B大于C,则A大于C。这是永远正确的。但历史有没有这种规律?历史的规律永远是历史的。

刘先生认为,对于历史教训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这话的确不错;有人面对历史教训采取不接受的态度,这样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确实太多了。但中国人从很早就坚信:以民为本从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残民以逞从而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就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教训。可是在商的末世、秦朝的末世、隋朝的末世都拒不接受这个教训。那么有没有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的人呢?既然承认人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是有接受与否的自由的,那么人们选择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在逻辑上就是不能被排除的。

对于同一个历史经验教训,商、秦、隋与周、汉、唐就采取了截然对立的选择。商、秦、隋等王朝采取拒不接受历史教训的态度,而周、汉、唐等王朝却采取了乐于接受历史教训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样对立的选择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现实利益本身是对立的。他们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前提条件下,而历史的前提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了,这些条件是既定的。商、秦、隋之所以亡而周、汉、唐之所以兴的事例,恰好证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取舍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可是,人们对这一自由选择的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了。所以,我们看到商、秦、隋先后都因拒不接受历史的教训而“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周、汉、唐等王朝,却因为能够虚心地接受历史教训而勃然兴起,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因此,我们承认黑格尔所说的,人们对历史经验教训是有取舍选择的自由,但是不能因此就看轻历史经验教训的存在与意义。

刘先生对黑格尔关于“以史为鉴”问题的观点早就有自己的看法,就是还没有找到回应的机会,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到了2010年,刘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已经经过了五十年,于是他在这一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的长篇文章,对黑格尔的挑战进行了回应。以后他又两次接受访谈,重申了上述他的一些观点。2016年,他在《中国史研究动态》第3期上发表《再谈挑战》一文时,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笔者正是在2016年聆听并记录了刘先生的这些谈话。

当时我问,回应黑格尔的这个挑战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刘先生说,如果不回应,“以史为鉴”的理论就会彻底被颠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也就这样被颠覆了。回应这个挑战应该是我们中国史学工作者担负的神圣使命!当然了,黑格尔本人早已去世,他不可能自己来回应。现在我提出来可以让大家来评评理,如果我问错了,你也可以代表黑格尔来反驳我呀!我要问的问题是:即使是充分表现了鲜明的逻辑理性特征的黑格尔哲学,难道不是以康德的哲学为鉴才产生的吗?而康德的哲学难道不是以莱布尼兹和休谟的哲学为鉴才产生的吗?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也应该是产生于历史之中,它的价值也在历史中,没有终结。如果不是“以史为鉴”,哪有他的哲学啊!

刘先生说,他今天思考这个问题,是为了给“以史为鉴”一个“存在”的权利。我们也不能不公正地肯定黑格尔哲学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比如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小逻辑等等,都是充满了发展的历史意识的。他努力地把人类意识的发生发展以及逻辑的发生发展解说成为历史的,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观念。这都很了不起!可是,他把现实的历史又套上了他所设定的“世界精神”的牢笼里,因此就把问题弄颠倒了。今天我们挑战他、批评他,也正是以他为鉴啊!

刘先生还说,把“挑战与应战”这一对概念最广泛地运用于解释人类文明历史的应该是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一书中,对于挑战与应战的见解对于今天的人们很有启发作用。比如他曾说过:历史证明对于一次挑战胜利地进行了应战的集团很难在第二次挑战中再取得胜利;凡是在第一次取得胜利的人们很容易在第二次时“坐下来休息”。他引用了大量古今历史实例来证明他的观点。同时,他说:“对于学者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任何一点成绩都有可能立即转化为一种安慰剂,使人昏昏欲睡。这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前途’,我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惶恐,生怕自己逐渐昏昏欲睡。怎么办?那就要坚持每天温故而研新,这就能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与无知,就像天天都用凉水洗脸,从而保持一定的清醒状态。看来迎接挑战是永无止境的,我毕竟已经是‘80后’的老人了,人一老,锐气就差了,所以我还要向中青年学者朋友学习!”(邹兆辰)

[责任编辑:秦超]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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